10月24日，美国知名时政网站Politico刊发了一篇记者凯瑟琳·金（Catherine Kim）的特稿《Z世代又穷又对政治失望》。

这篇文章，以同龄人的敏锐性，揭示了一个以往外界分析美国政治所忽视的视点：年轻一代的现实财务状况。

文章抛出了一个可贵的议题，但可惜却没能深入回答，文中着重渲染的学生贷款，其实并非房间里真正的大象。

为此，羽扇观金工作室依托美联储、美国劳工统计局和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，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更严肃的“深潜”。

我们坚信，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”，理解美国年轻人的财务处境，才能真正理解其光怪陆离的政治极化，并为我们自己的金融风险防范提供有益的镜鉴。

学贷的真相：借得更少，却喊得更响

与喧嚣的学贷议题相反，美国Z世代其实是近二十年里学生贷款借得最少的一代大学生。

美国大学理事会（College Board）2025年的报告显示，2024–25学年只有23%的本科生借了联邦学贷，这个比例逐年下降；按全日制学生折算，人均联邦学贷已经从2010–11学年的峰值7470美元降到了3790美元（按不变价格）。

美联储《家庭经济与决策调查》（SHED）2025年的微观数据则显示，属于Z世代的22到29岁年轻人里，背着学贷的占27%，而在学贷持有者中，46%当前根本不需要还款：在延期、宽限期，或者按收入还款而月供为零。

奇怪的是，这些不用还学贷的人里，认为学贷是“主要担忧”的比例却非常高，与此同时，他们长期欠着信用卡卡债的比例也达到了29%。

一种羞于启齿的焦虑，借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宣泄。

那么，美国年轻人的卡债或者说更广义的消费负债到底有多严重？

不妨先用一个“标准人”算笔账。

劳工统计局消费支出调查显示，2021到22年，25岁以下独立生活的单身女性每年支出比税后收入多出约7300美元，折合每月六百多美元，单身男性略少。此外在上大学期间，把住宿以外的平均吃穿用开销减去打工平均收入，美国大学生每月大约有二百美元的收支缺口。

假设一个“标准美国大学生”从18岁起每月缺二百美元，22岁毕业后缺口变成六百美元，全部靠信用卡来回腾挪，按典型信用卡透支利率复利，到25岁她累计借入的本金是3.4万美元，账面余额却是6.4万美元，也就是将近一半是利滚利，债务大约三年翻一番。

假设她全职工作每月收入五千美元（本科女性的工资中位数约6万美元），光是让卡债余额不再增长，每月就要付一千多美元的利息，占到手收入约30%。

当然，信用卡额度不一定这么高，纽约联储2024年曾有统计，Z世代信用卡额度的中位数只有4500美元，但同一统计里还有一个恐怖的数据：

约七分之一的美国Z世代持卡人已经刷爆了额度。

额度封住了信用卡授信的上限，可刷爆额度的那一刻，往往就是债务转向先买后付、预支工资等各类高息网贷的时候，而这类网贷，往往游离在美国常规金融统计视野之外。

这个“标准人”并不对应任何真实的人，它说明的是：一个长期存在的小缺口，在消费信贷的利率下会以多快的速度失控。

美联储SHED调研每年都会问同一个问题：如果遇到一笔400美元的意外开支，你会怎么付？

把其中年轻人的回应拆开，结果很能说明问题。

年轻本科生看起来最有底气，可在那71%里，有一半的信心是来自于信用卡额度。

把信用卡从这张安全网里抽掉，Z世代里真正有净储蓄做三个月缓冲的，大约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。

同样的窘境，相反的出口

美国社区调查（ACS）2024年的个人数据显示，住在大都会核心区的25到29岁人口已经基本实现了高学历的普及，拥有本科学历的男性占56%、女性高达63%，而在农村和小镇，这两个数字分别仅为19%和28%。

大城市的高学历青年在统计里有同龄人最高的平均收入，但资产累积却是同龄人里滞后的，同一年龄、住在城区的本科学历人群里，本人或配偶自有住房的，女性只有14%，男性12%。

英国经济学家弗雷德·赫希（Fred Hirsch）在《增长的社会极限》里说过，有一类“地位性商品”不会随经济增长而普及，大城市的房子就是一例。越多人拿着文凭怀揣梦想涌向大城市，这类商品就被抬得越贵。

于是在正常消费水平本就内嵌的负债压力下，租金成为对大都会年轻人尤其“雪上加霜”的支出，往往会占到月收入的三五成之高，再刨去大城市水平的吃穿用度，如果他们已经背着消费贷，那么几乎必然会继续累积。

这种富余收入只够覆盖利息或者最低还款额、本金靠拆东墙补西墙的财务状况下，稍有风吹草动，看似光鲜、平稳的生活就会瞬间瓦解。

消费负债相较于房贷等债务，对于人的心态还有另一种特殊影响。

心理学家海伦·刘易斯（Helen Lewis）和社会学家托马斯·谢夫（Thomas Scheff）研究过羞耻与愤怒的循环：没有被承认的羞耻，很容易转化为对外的愤怒。

容易遭到对自己“大手大脚”指责的卡债/网贷，往往是说不出口的，可这种压抑却可以通过对学费、房东、亿万富翁、“体制”的抨击来发泄。

大都会核心区的青年女性，正是这个机制的代表。该群体的本科率达到63%，前文讲的“高收入，零资产”，首先是她们的处境。城区本科女性的房租负担在本科人群中最重，她们的不满也的确更多诉诸于学费、房东、亿万富翁。

而在男性这一侧，机制则截然不同。

美国小城镇25到35岁、没有本科学历的在职男性，有一半左右在做建筑、维修、制造和运输类工作。这条靠手艺和经验吃饭的路在小地方越来越划算：25到29岁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十年涨了18%，从4.24万美元升到5万美元，和小城镇本科学历同龄人的差距从34%缩小到20%，他们本人或配偶自有住房的比例也达到了27%，是城区本科男性的两倍多。

这类能感受得到努力与回报之间关联的年轻男性，在态度上天然右倾，他们反感税收和通胀侵蚀自己已有的东西，学贷减免之类的政府干预，在他们眼里是用自己缴的税替别人还账。

而在都市，城区25到29岁的非本科男性也在大幅右转，这群人有高达35%住在父母家，只有8%有自己的房子。在城市里，技术型蓝领几乎没有溢价，技术工人的工资中位数和其他端盘子之类工作差不多，有本科学历的同龄人则比技术工人收入平均高出76%。

这个群体的失落感或者说怨恨，则更多建立在网络亚文化社区的抱团取暖上。

两个大类年轻男性，在另类右翼议题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。

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至少后一类年轻男性的政治倾向并没有固化。都市非本科男性和都市本科女性，同样是租房成本敏感人群，房租是一个不分性别的痛点。

马姆达尼在纽约拿下约四分之三的30岁以下选民，靠的正是冻结房租、免费公交这类不带性别框架的物质承诺。

总而言之，在小编看来，青年消费负债远比Politico文章所聚焦的学贷更接近问题核心。

Z世代的财务困境，主要不是学贷堆出来，而是一个其消费水平决定的长期缺口在高利率下滚动的问题。

可这个真问题，往往当事人不愿说，统计也覆盖不全，往往只有在监管要求更新时，才能让外界一瞥其严重性。

2025年美国学贷逾期恢复报送征信之后，Z世代的信用分就出现了创纪录的下滑，那是一块看不见的债务突然被照亮。

先买后付等电商平台的变相网贷，目前也正在开始准备报送征信，可以预言，未来一两年美国年轻人的账面债务负担和逾期率还会再跳升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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